武汉的夏天依旧闷热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，信纸已经泛黄，是用老式钢笔写的，字迹工整，带着岁月沉淀的从容，写信人叫陈明远,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军医。
“敬启者：听说汉口解放公园路的那片老营房要改建了，我曾在161医院工作过二十年，那里的梧桐树，恐怕是这个城市里最老的……”
这是一封寻找故地的信。
陈明远的老伴去世后，他便独自住在西雅图郊外的一所小房子里，他想在阿尔茨海默彻底吞噬记忆之前，把这个城市里曾给予他无数温暖的医院的最后样子,完完整整地记下来。
循着这封信，我找到了原161医院的旧址，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汉口院区，走进大门，果然是一排排粗壮的法国梧桐，树冠交错，遮天蔽日，树皮斑驳脱落，露出青灰色的树干，像老人手上的血管,虬结而有力。
我遇见了退休护士长李华，她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却依旧精神矍铄，一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。“1956年，医院刚迁到这儿的时候，这些梧桐树就这么大了。”李华说，“那时候，整个武汉都没几栋像样的楼房，我们医院的三层小楼，就算是地标了。”
“陈明远大夫？”李华想了想，“是不是那位很斯文的外科大夫，他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他主刀的时候，手术室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。”
“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送来了一个被美蒋特务炸伤的工人，浑身是血，陈大夫在手术台前站了整整十二个小时，硬是把人给救回来了，那时候没有保温箱，他就整夜守着病人，用热水袋给他取暖。”
顺着李华的指引，我找到了当年陈明远最常去的档案室，这栋楼已经废弃了，门锁锈迹斑斑，透过积满灰尘的窗户，我看见里面一排排铁皮柜子，里面装着的，可能是抗美援朝时期的病历、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接诊记录、还是那位老人的全部青春。
我推开档案室的门，在里面翻找了很久，终于在一个标注着“1950-1960”的铁皮柜里，找到了一叠泛黄的病历，病历的封面上，用钢笔写着一个名字：陈明远。
翻开病历，我看见了一行字：“患者：陈明远，于1952年8月15日因急性阑尾炎入院，主治医师：刘汉章，术后恢复良好，于1952年8月25日出院。”
这是陈明远自己的病历，原来，五十年前，他刚来这里工作没多久，就得了急性阑尾炎，给他做手术的，正是这里的老院长、中国著名的外科专家刘汉章教授。
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：一个年轻的军医，躺在这间手术台上，忍受着剧痛，却还要装作镇定的样子，刘汉章穿着白大褂，站在他身边，用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：“莫怕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李华告诉我，刘汉章教授很早就去世了，他走的时候，还叮嘱要把骨灰撒在医院后院的梧桐树下。“他说，他想一直看着这棵梧桐树，看着它再长高一些。”
我没能见到那位老教授，但我看见了那棵梧桐树，它现在已经有五层楼那么高了，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，遮住了大半个院子，风一吹，叶子哗啦啦地响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
我替陈明远拍下了那棵梧桐树的照片，连同他当年做手术的手术室的外景，一起放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，信封上，我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“武汉161医院旧址”几个字。
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夕阳正好落在梧桐树的缝隙里，金色的光斑在地上跳跃着，像一群调皮的孩子，门口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汉口院区”。
但在我的心里，它永远有一个更温暖的名字：161医院。
城市在变，建筑在变，但总有些东西，是时间带不走的，就像这些梧桐树，它们见过战火，见过和平，见过无数人的生离死别，它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,看着一代又一代人来来去去。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陈明远想找的东西吧，那不是一座医院，而是一个时代，一个属于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时代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但那些故事，那些精神,还留在这片梧桐树下的土地里。
我提笔给大洋彼岸的地址写信,在信纸的末尾写道：
“陈老，您托付的事已经办妥，梧桐树还在，手术室还在，档案还在，这个城市没有忘记您，您在161医院的那些年，就像这棵梧桐树的年轮，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里，您一直挂念的老营房没有改建，它被保护起来了，作为历史建筑，下次您回来，还可以找到它。”
我很想画一幅画，就叫《梧桐树下的161医院》，画里有高大的梧桐树，有斑驳的楼房,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。
一封来信，一段历史，为他的161医院，也为所有在这座城市的变迁中，始终守护着内心的人，记得守护好那些记忆,它们会是未来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