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是煤渣揉碎的底色，四条短腿跑起来像一团移动的暗影，黄是麦秸收尽后的光泽，光滑的皮毛下透出太阳的气息，黑子总是警觉地支棱着耳朵，对院子里每一个微小的响动都报以低吼；阿黄则永远慵懒地趴在门槛上，眯着眼打量这个世界,仿佛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它们是父亲从集市上带回来的，那年春天，家里粮仓里开始有了余粮，父亲说：“养两只狗看家。”于是他去了三十里外的集市，回来时篮子里多了两个毛茸茸的小东西，黑子是先跳出来的，迈着笨拙的步子绕着院子跑了一圈，然后对着墙角的花盆尿了一泡，算是圈定了自己的领地，阿黄慢悠悠地爬出来，打了个哈欠,挑了个阳光充足的地方躺下了。
两只狗，相依为命地长大，黑子总是走在前头，用爪子试探每一块陌生的地面；阿黄跟在后面，不紧不慢，像是这场冒险的旁观者，黑子对着来访的陌生人狂吠时，阿黄只是抬起头看一眼，然后继续打盹，黑子在院子里追逐蝴蝶，阿黄连眼睛都懒得抬一下。“这黄狗太懒了。”母亲抱怨道，父亲却笑了：“它心里有数。”
那时我刚上初中，少年的心像初生的野草，疯长着想要挣脱一切的羁绊，我讨厌村里人提起我时总是说“那家苦孩子”，讨厌家里破旧的土坯房，讨厌母亲那双像老树皮一样的手，我拼命读书，要考到城里去,要逃离这个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地方。
黑子和阿黄陪着我度过那段苦闷的日子，每天清晨，它们送我到村口；傍晚，又准时出现在那里等我放学，黑子总是第一个冲上来，摇着尾巴，用脑袋蹭我的裤脚；阿黄慢慢悠悠地走到跟前，抬头看我一眼，算是最热情的欢迎，我把书包放下，摸摸它们的头，有什么烦恼，就对着它们说说，黑子会专注地看着我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，仿佛听懂了；阿黄索性躺下，把肚皮翻过来，邀请我给它挠痒痒，我发泄般地使劲揉搓它柔软的腹部，它眯起眼睛,喉间发出满足的咕噜声。
我考上县城高中那天，村支书亲自送来通知书，黑子兴奋地围着院子跑了好几圈，仿佛比我还要高兴，阿黄看着我,温顺地把头靠在我腿上。
那是一个普通的夏日傍晚，母亲刚从集市上回来，背着一篓子玉米面，刚走到村西头的坡地，三个外乡人从草丛里跳了出来，一把抢过她背后的小包袱——那里面装着卖鸡蛋换来的三十多块钱，还有一张我们全家的合影，母亲拼了命地喊,死死抱着包袱不撒手。
就在这时，一道黑色的闪电从坡上俯冲下来，紧接着是一团黄色的影子，黑子像一颗炮弹撞翻了其中一个人，锋利的牙齿死死咬住了那人的手腕，阿黄这时完全没有了平日的慵懒，喉咙里发出前所未有的咆哮,扑向了另一个歹徒。
母亲护着包袱从地上爬起来，看见黑子的背上已经被刀片划开一道口子，鲜血染黑了它本就乌黑的皮毛，但它没有退缩，反而咬得更紧了，阿黄被踹翻在地，又爬起来，冲上去，被踹翻，再爬起来。“别咬了！别咬了！”母亲的声音已经哭哑了，但两只狗像疯了一样,用身体挡在母亲和歹徒之间。
村支书带着几个年轻人赶到时，三个歹徒已经落荒而逃，黑子和阿黄倒在地上，黑子还死死咬着一块撕下来的衣袖，阿黄的前腿断了，疼得浑身颤抖,却还在拼命地朝歹徒逃跑的方向狂吠。
我赶回来时，母亲正坐在院子里发呆，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往日的全家福——相片上，年幼的我和年轻的父母在田间大笑，黑子和阿黄还是两个小团子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我没有哭，只是蹲下来，一一抚摸着它们冰凉的身体,把那张全家福放在它们中间。
多年后，我再也不用走那条泥巴路回家了，我在城市里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住进了窗户透亮的楼房，但我时常想起那个黄昏——黑色的影子冲下斜坡，黄色的影子紧随其后，它们身后的夕阳正燃烧如火，也许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样东西，它叫“魂”，叫“故土”，叫“回不去的从前”，叫“狗”，叫黑子，叫阿黄；或许只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