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人第一次见我,便笑着说：“我这名儿取得不好。”
我问他为什么,他摩挲着茶杯，望着窗外说：“成青，成青——这一辈子，就怕总也‘青’不起来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,他原是有大名的，但年轻时在乡下教书，村里人叫不懂，只记得他姓成，又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，便“成青、成青”地喊开了，他听了也不恼，反倒觉得亲切，索性用了这个名。
那是个冬天,我路过那个小镇，住在朋友家里，朋友说，镇上有个姓成的老先生，每年腊月都要写春联送人，写了二十年了，语气里带着淡淡的敬佩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去了。
镇子不大,沿着石板路走不多远，就看见一户人家门口排着队，三三两两的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，门是开着的，堂屋里一张方桌，桌上一方砚台、一管毛笔、一叠红纸，一个瘦瘦的老人坐在桌前，正低头写着，他写得很慢，很认真，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尽了力气。
轮到一个老太太时,她把一张红纸递过去，说：“成老师，今年还写那个‘福’字吧，要胖一点的。”成青抬起头，笑着应了一声，果真写了一个圆滚滚的“福”字，老太太满意地接过去，又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，硬塞到他手里，他也不推辞，只是笑。
我在旁边看了好一阵,等到人渐渐少了，才走过去，说想请他写一副，他问我要什么内容，我一时说不上来，他便替我选了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”
“这是老对子了，”他说，“但每年写，都觉着好。”
我问他为什么。
“岁数越大，越觉得这话实在，人哪，活到后来，不求别的，就求个平平安安。”
那天我留下来,和他喝茶，他的房子不大，里里外外却很干净，墙上挂着一幅字，是他老师写的：“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”他说，这是他十八岁那年，老师离开前送给他的，老师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到更偏远的农村，临走时写了这八个字。“他后来有没有回来？”我问，成青摇了摇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他走的时候，我就站在村口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笑了一下，就那么走了，那笑容我记了一辈子。”
我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的,他说，就是教书，写写字，教了几十年书，学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，有些学生后来出息了，寄信来想请他到城里去，他不肯。
“这里好，”他说，“空气好，人也熟，出门走几步，碰到的都是熟人，谁家孩子要考学了，谁家老人身体不好了，心里都有数，有时候在路上走着，有人喊我一声‘成老师’，我就觉得——这辈子值了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平静,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我忽然明白了他说的“成青”，他不是怕自己“青”不起来，他是怕自己不够“青”，怕自己活得不够踏实，不够清白。
他在这个小镇上,一待就是一辈子，没有升官发财，没有惊天动地，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每年冬天给乡邻写春联，可就是这些最平常的事，他做了二十年。
这就是“成青”——在一个叫成青的地方，一个叫成青的人，活成了一种颜色。
那副春联至今还贴在我书房门口,每年过年换新的，都找些别的字句，唯独那副旧的，我一直留着，虽说纸已经黄了，边也毛了，可那个“成”字与“青”字之间的气韵，却愈发地浓稠了，我这才懂了——他是把这一辈子都写进去了。